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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欧盟已为受委内瑞拉地震影响的社区动员500万欧元的紧急援助。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欧盟已为受委内瑞拉地震影响的社区动员500万欧元的紧急援助。 2026-06-28 14:42:48 金融界提醒：本文内容、数据与工具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仅供参考，不具备任何指导作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联邦气候政策再现剧烈摇摆；今年以来，伊朗危机所引发的能源供应焦虑，也让“能源独立”与“能源转型”之间的张力再度凸显。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节点上，国际社会在追问：全球气候行动是否正在失去方向？ 与此同时，AI狂飙下的数据中心建设热潮在美国多地遭遇社区反弹，全球南方国家对技术繁荣背后的环境代价也愈发警惕。围绕这些关键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日专访了正在中国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能源与环境政策教授凯莉·西姆斯·加拉格尔（Kelly Sims Gallagher）。作为全球知名气候与能源政策学者、美国前政府气候事务顾问以及中美气候外交的重要亲历者，加拉格尔长期研究政策如何推动清洁能源技术扩散，并对中国能源转型和中美气候政策互动保持了二十余年的持续观察。她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高级顾问、美国国务院特使办公室高级中国顾问，深度参与推动《巴黎协定》达成前后的中美气候谈判。 在访谈中，加拉格尔回顾了自上世纪90年代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确认“气候变化由人类活动导致”以来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政策演变，并直言今天气候变化的冲击“比科学家最初预想的来得更快、更强”。她认为，尽管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逆转拜登时期的绿色政策遗产，但美国清洁能源的扩张在相当程度上已由市场力量驱动，“市场力量已经超越政治阻力”；而在地缘冲突加剧背景下，能源安全危机既可能迫使部分国家短期回归煤炭，也可能反过来加速各国转向本土清洁能源。 加拉格尔 “我们其实已经被警告过了” 澎湃新闻：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全球在应对气候危机上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加拉格尔： 我在90年代初上大学时，就对气候变化问题产生了兴趣。当时很多人还没关注到这个领域。1995年，IPCC发布了第二期评估报告，我去了巴尔的摩的宣介会。那次会议对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那是IPCC首次确认：我们所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确确实实可以归因于人类温室气体的排放。 当我坐在那里听他们讲那些预测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我们其实已经被警告过了。普通公众早在1995年，就已经通过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方式，被告知了这些科学事实。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影响，比如欧洲的极端高温，其实当年都已经被预测到了。唯一我想说的是，今天气候变化的影响比科学家当初预测的更强，也来得更早。换句话说，气候变化似乎比原先预想的还要更糟一点。我确实认为，世界在真正严肃行动这件事上等得太久了。 澎湃新闻： 如果从政策行动来看，谁做得最好？欧洲、美国、中国分别处于什么位置？ 加拉格尔： 如果要论行动，我会把最多的肯定给欧洲。事实上，欧洲在减排方面做得最多。整体来看，欧洲现在的排放量比1990年水平低了大约35%到40%。这已经是非常显著的减排幅度了。 相比之下，美国从那个时期开始，就形成了一种模式：先参与谈判、签署协议，然后根据执政党不同又退出协议。因此，美国的减排进展没有那么大，但也不是没有进展。美国目前的排放量大约比1990年低6%到10%，并且大约在2005年前后实现了排放峰值。 现在，全世界都在等待中国实现碳达峰。很多人都在问：中国是不是已经达峰了？现在是不是处于平台期？不过，对我来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在达峰之后会发生什么？中国会不会像美国那样，出现某种（碳排放）上下波动、但总体下降的路径？还是会更像欧洲那样，在达峰后出现比较陡峭的快速下降？这将是非常关键的。 澎湃新闻： 提到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常被视为先锋，但近年来面对频发的极端天气，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在“气候适应”上的准备似乎严重不足，这引发了巨大争议。为什么会这样？ 加拉格尔：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完全同意你的观察。我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去欧洲，也总是被这一点震惊：为什么他们到现在还是没有普遍装空调？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缺乏准备？不过，这不只是欧洲的问题。我觉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类似情况。 我有几个解释。首先，在早期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时，存在一种对“减排（缓解，Mitigation）”的强烈偏好。当时大家甚至不愿谈论“适应”，因为人们认为，一旦把精力放在“如何适应气候变化”上，就等同于承认减排努力失败了，这是一种失败主义。我年轻时也有过这种偏好。后来是我的学生们说服了我，他们让我意识到：气候变化已经发生了，我们必须在继续减排的同时，开始着手进行气候适应。 其次，人们忽略了“减排”与“适应”之间的协同效应。例如，当遭遇强台风或飓风时，如果一个社区拥有“可再生能源+储能（如分布式光伏、微电网和储能电池）”，电网就能迅速恢复，人们就具备了极高的韧性。现在很多美国普通家庭也开始购买屋顶光伏和蓄电池。 坦率地说，在全球范围内，我现在还找不出哪个国家在“气候适应政策”上做得非常完美。不过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其排放量极低但极易受干旱影响）正理所当然地将主要精力放在气候适应上。 “重抱煤炭”与“押注绿能”的博弈 澎湃新闻： 在美以伊冲突和能源安全焦虑背景下，很多人都在讨论，重大化石能源安全危机究竟会推动全球加速转型，还是会迫使一些国家重新依赖煤炭。您怎么看？ 加拉格尔： 坦率地说，两者兼而有之。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油气运输的关键咽喉，这一点大家都清楚，但人们的记忆是短暂的。一旦油价下跌，大家就会忘记自己的脆弱性；只有当价格暴涨或供应真正中断时，大家才再次猛醒。 但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带来的能源挑战）不同的是，我们今天拥有了真正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风能、 太阳能 、水能、地热、电池和电动汽车。它们在市场上已经极具竞争力，甚至在有些地方比化石能源更便宜。因此，中长期来看，这将促使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国家加倍投资能源转型。 但在极短期内，确实存在煤炭消费增加的风险。以亚洲为例，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在油气受限的生存压力下，重新启动一座原本已关闭的燃煤电厂往往比新建一整套可再生能源系统更容易、更便宜，这非常具有诱惑力。此外，许多电力部门的决策者也担心大量可再生能源并网会导致电网不稳定。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它取决于各国政策能否在短期生存与长期绿色战略之间找到平衡。 印度丹巴德，一名采煤工人在郊区的露天矿场工作。视觉中国 资料图 澎湃新闻： 如果要避免这种倒退、推动全球更稳地走向绿色能源，您会给各国什么建议？ 加拉格尔： 我一直认为，能源政策从来不只有一个目标。 最早是能源安全，很多国家也会把可负担性放在重要位置，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制冷、取暖和出行。再往后，还包括气候变化、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环境目标。很多国家的问题在于，没有在这些目标之间做好平衡，也缺乏一个统筹兼顾的长期战略。 我认为，中国比较早就意识到一个重要维度——清洁能源不仅是环保议题，也是经济机会，它本身可以带动增长、创造就业。 所以我的建议是，各国都应该用更综合的方式来思考能源政策，把安全、成本、环境和发展等目标一起纳入长期规划。如果真的这样做，长期来看，最安全、最经济、也最清洁的路径，就是“可再生能源+储能+交通电气化”。 特朗普第二任期：市场力量已超越政策阻力 澎湃新闻： 您如何评估当前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气候与能源政策？ 加拉格尔： 我们正处于一个混乱和充满矛盾的时期。特朗普总统确实在复制他第一任期的套路——通过司法争端或行政命令，试图推翻所有前任政府制定的环保法规。这听起来对气候而言非常糟糕。 但有趣的是，在美国，市场力量似乎已经超越了政治阻力。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对2026年的预测，今年美国新增的电力装机容量中，将有93%是“可再生能源+储能”。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澎湃新闻： 确实，即便面临特朗普新政的政策逆风，美国的太阳能发电量近期也首次超越了煤电。您怎么看这种“市场跑赢政策逆风”的现象？ 加拉格尔： 最完美的例子就是得克萨斯州（Texas）。得州是美国最“红”（倾向共和党）的州之一。但得州拥有完全竞争的电力市场，市场只选择成本最低的电源。如今，得州的综合风电和光伏装机量已经位居全美前列。这发生在一个盛产天然气的化石能源大州，纯粹是因为绿能技术成本下降得太快了，市场主动做出了选择。 2025年2月24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安德鲁斯，车辆沿176号公路向东行驶，风力涡轮机清晰可见。视觉中国 资料图 在消费端也是如此。特朗普上台后取消了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的税收抵免，导致电动车销量初期出现下滑。但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带来的油价上涨，再次让美国消费者感到了刺痛，进而促使电动车购买量重新抬头。市场力量和消费者的个人选择正在压倒政治信号。 澎湃新闻：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市场之外，州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也在持续推进美国的清洁能源转型。什么是最有效的路径？ 加拉格尔： 在美国，联邦制的一个独特优势在于各州拥有独立制定能源政策的权力。你会发现，很多可再生能源渗透最快的地方，其转型 驱动力 其实与“环保”无关。 以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丰富的爱荷华州、南北达科他州、得州以及我的家乡科罗拉多州为例，它们能快速实现绿色转型，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非气候维度的考量： 第一，市场与网络基础。竞争性电力市场天然倾向选择成本最低的电源，而像得州这样在电网建设上投入巨大的州，也有更强的网络能力来吸纳和并网这些可再生能源。 第二，“能源生产州”的经济本位。科罗拉多州和州一样，过去是采矿或油气大州。得州前州长曾说“我们支持一切能源”，对这些地方而言，核心叙事不是“我们要为了气候淘汰旧能源”，而是“作为能源生产地，我们需要开发一切能带来经济增长的新能源”。 第三，对独立与韧性的文化追求。随着气候适应和韧性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美国人对“能源自给自足”的兴趣大增。许多保守派即使不喜欢气候议题，也热衷于购买特斯拉、屋顶光伏和蓄电池，因为他们向往不受大电网制约的、独立且弹性的“脱网”生活。这极度符合美国个人主义的文化心理。 第四，直接惠及地方利益。在爱荷华这样的农业大州，允许农民出租土地来建设风机，为其创造了切实的第二收入，这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极为聪明。 因此，在许多“红州”（偏共和党），清洁能源的成功推进并不依靠“气候变化”的叙事，而是依靠“经济增长、能源安全、个人独立和韧性”。相比于加州、纽约州等“蓝州”高举的环保大旗，红州的叙事完全不同，但最终殊途同归，取得了相同的绿色转型效果。 AI数据中心预计将迎来更剧烈的本地“反弹” 澎湃新闻： 伴随AI热潮，科技巨头正在美国各地疯狂建造数据中心，这也引发了强烈的本地反弹。您如何看待这种社区反弹？ 加拉格尔： 我预计类似的社区反弹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剧烈。 任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最佳实践都是进行广泛的社区沟通，创造长期的本地就业机会，并扩大本地税收以造福学校和医院。但由于目前AI数据中心的需求呈爆炸式增长，这些高科技公司急于求成，省略了这一繁琐的社区沟通步骤，导致当地居民在发现家门口突然立起庞然大物时产生了剧烈的逆反心理。 澎湃新闻： 在地缘政治技术竞争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和科技公司该如何平衡“技术霸权竞争的紧迫感”与“本地资源承载力”之间的矛盾？ 加拉格尔： 地方社区和地方官员在做决策时，根本不会考虑什么“地缘政治竞争”或者“美国是否能在AI领域保持全球领先”。他们考虑的是非常务实和本土化的问题：这能为当地创造多少长期工作岗位？能增加多少税收？同时在坏的一面，它是不是在视觉上很丑陋？它是否会产生巨大的噪音？夜间是否会产生严重的光污染？本地的水资源和能源供得起它吗？ 这就是美国社会常说的“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IMBY）。而在AI时代，甚至演变成了另一种说法——“BANANA（Build Absolutely Nothing Anywhere Near Anyone，即‘绝不要在任何人附近建造任何东西’）”。 如果每个社区都说“不”，那么你将在任何地方都建不成任何数据中心。 澎湃新闻： 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AI的能源消耗和环境足迹（包括芯片制造、稀有金属开采、电子垃圾、数据中心能耗等）正引发全球南方国家的强烈担忧。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享受多少AI红利，却承担了大部分环境成本。作为气候与能源政策学者，您如何评估AI对全球减排目标的总体影响？ 加拉格尔： 目前我们仍处于AI发展的非常早期阶段。我认为随着时间推移，AI的算法、芯片和数据中心设计一定会通过创新变得更加高效。 但当前的爆发式需求依然令人担忧。它实际上放大了全球已经在发生的“万物电气化”（交通、供暖的电气化）趋势——这是“信息的电气化”。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这一能耗增长会来得如此迅猛，它在很多国家都将成为制约AI发展和增长的物理瓶颈。 全球南方国家的担忧是完全合理的。它们完全有理由担心。这种担忧是正当的。 当地时间2026年5月31日，美国弗吉尼亚州斯特林，一处亚马逊云科技数据中心。视觉中国 资料图 寻找中美绿色竞争下的“不敏感空间” 澎湃新闻： 今年是《巴黎协定》达成十周年。您曾参与过《巴黎协定》前后的重要工作。结合今天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您认为中美之间是否还有一些具体或相对不敏感的领域，可以维持气候接触？ 加拉格尔： 我确实认为，还有一些更狭窄的合作领域是可能富有成效的。 比如在气候适应方面，双方可以开展知识交流，分享哪些适应方式是有效的。再比如，双方可以合作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更清洁、低碳、更具韧性的增长。 再比如，如果中国未来能够开始向一些全球气候基金作出更多贡献，那也会成为一种多边形势下的中美共同支持绿色发展的方式。 在技术领域，中美未来会更多处于竞争位置。但我认为，这种竞争未必是坏事，它甚至可能是健康的。中国目前在许多清洁能源技术的全球市场中优势突出。我知道中国国内竞争非常激烈，但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确实在很多领域占据主导。我认为，让中国面对一些竞争会是健康的。我也希望美国未来能够在清洁技术领域，成为那个“健康的竞争者”。 当然，在特朗普政府之下这件事不太可能发生，但在未来某一届美国政府下，我确实认为，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排放国，中美有责任共同探索富有成效的多边合作形式。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集体性问题，这两个国家需要作为最大的两个排放体共同发挥引领作用。只是，这种合作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我现在还不能确定。 澎湃新闻： 美国去年首次缺席COP大会后，一些西方国家觉得缺少了领导者，对未来方向感到迷茫。也有人呼吁对COP机制本身进行改革。您对未来几年的COP机制和多边气候治理有何期望？ 加拉格尔： 的确，COP的势头已经明显放缓，但我们绝不能放弃这一进程。因为我们即将迎来《巴黎协定》下的“第二次全球盘点（Global Stocktake）”。这一机制能让我们集体审视：我们取得了多少进展？我们还差多少？ 虽然在美国缺席的这两三年里，我们很难在COP会议上看到各国提出极具雄心的新目标，更多的绿色突破可能将发生在“国家和市场层面”（例如伊朗冲突后各国自主的能源政策调整），但它几乎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接近普遍参与的国际机制。我们必须保持这一机制的运转，锤炼它的制度韧性，因为这套系统在未来人类战胜气候危机的战役中，依然必不可少。 澎湃新闻首席记者 刘栋 .appendQr_wrap{border:1px solid #E6E6E6;padding:8px;} .appendQr_normal{float:left;} .appendQr_normal img{width:100px;} .appendQr_normal_txt{float:left;font-size:20px;line-height:100px;padding-left:20px;color:#333;}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

国际纵横 于大勇 发布 / 2026年6月28日 19:00 小 标准 中 大 设为谷歌新闻首选来源 于大勇：欧盟对华政策背后的安全焦虑与竞争力困境 订户 赠阅文章 欧盟对华政策接下来是否会继续收紧，取决于三个变量：一是欧洲自身能否恢复产业竞争力，二是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竞争是否继续扩大，三是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方向。如果无法解决自身增长乏力的问题，欧盟对外部竞争和国际环境变化的敏感度只会继续上升。 如果无法解决自身增长乏力的问题，欧盟对外部竞争和国际环境变化的敏感度只会继续上升。图为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外。 （路透社） 欧盟近期举行夏季峰会，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严峻挑战是关键议题。欧盟近年来围绕对华政策的变化，表面上看是对外部环境的回应，实际上更深层地反映出欧洲自身对未来位置的重新判断。对华立场之所以不断收紧，不只是因为中国在产业和技术上的快速进展，也因为欧盟内部对增长乏力、产业外迁和战略依赖的担忧持续上升。 如果把近年的政策演变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欧盟并不是简单地从“合作”转向“对抗”，而是在努力寻找一种更复杂的平衡：既不愿放弃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又试图通过规则、审查和防御工具降低自身风险。这种矛盾本身，正是欧盟当前对华政策最真实的写照。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欧盟对中国的基本判断建立在一个预期之上：市场接触会带来制度趋同，经济融合会推动政治与治理方式逐步接近西方模式。这个“以贸促变”的思路，沿袭的是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冷战时期为缓和与苏联集团关系而推行的“东方政策”。但这一预期在2010年代后期明显失效，中国不仅没有按照欧洲设想的方向演化，反而在产业政策、技术投入和国家协调能力上形成了自己的路径。 言论精选 上一篇 黄龙翔：从“去技能化”思维到“智慧伙伴2.0” 下一篇 廖建裕、西瓦格：印尼资源民族主义与印中关系 购买此文章 最新 热门 Loading... 更多消息 新闻速递 订阅新闻速递，洞悉时代脉搏。 立即订阅 只想接收感兴趣的新闻速递? 点击 设置您的偏好。 注册即表示我接受新报业媒体不时更新的 使用条款 及 个人资料保护声明 。 是， 我希望收到新报业媒体 的市场宣传及营销信息。

日本政府草案据报呼吁实施适当货币政策，或意在抑制日本央行加息 提供者 Investing.com 英为财情 Investing.com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德黑兰将继续拓展与巴格达新政府的双边关系。 新浪财经

googletag.cmd.push(function() { googletag.display('div-gpt-ad-1644819021598-0'); }); googletag.cmd.push(function() { googletag.display('div-gpt-ad-1644823216778-0'); }); 主页 热门话题 李在明政府面临的政治挑战：是扩建还是重建？ 田 橒 부국장 2026-06-28 15:56 分享文章 分享文章 weibo QQ --> weibo QQ 复制网址 close 打印 调整大小 减小字体大小 A 基本的 A 增加字体大小 A 将字体大小增加到最大 A 关闭 政治常常喜欢使用比喻，因为它可以简单地解释复杂的现实。然而，比喻既能清晰地揭示现实，也可能成为遮蔽现实的帷幕。最近，作家尤西敏对李在明总统提出的“扩建”和“重建”的比喻便是如此。 尤作家认为，民主党支持者所期望的是在保持现有民主党价值的基础上扩展外延的“扩建”，而李在明总统则在推进一种更接近于拆除重建的“重建”变革。他还补充道，重建需要现有住户的同意。 作为对总统的关爱建议，他的问题意识值得尊重。执政力量应受到比反对党更严格的批评，而总统也应首先倾听内部的批评。因为民主制度是在批评中成长的，而非在掌声中。 googletag.cmd.push(function() { googletag.display('div-gpt-ad-1644823240166-0'); }); 然而，究竟是扩建还是重建，值得认真思考。 此次争论的核心并不在于尤西敏对总统的批评。批评总统在民主制度中是理所当然的权利。重要的是这种批评的前提。民主党是否真的是以“现有住户”的同意为前提运作的房子？政党是否是某个特定势力所拥有的空间？执政党是保留过去身份的博物馆，还是一个随着时代变化不断自我更新的活生生的政治组织？ googletag.cmd.push(function() { googletag.display('div-gpt-ad-1644823268574-0'); }); 我认为后者更为准确。回顾韩国民主党的历史，更接近于“重设计”的历史，而非“扩建”的历史。 金大中领导的民主党曾是与军政府独裁斗争的民主化力量的核心。它肩负着和平、人权、克服地区歧视和恢复民主的时代任务。那个民主党是当时时代精神最忠实的政治空间。 然而，诺穆亨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有民主党的政治语法。他直面地区主义，宣告与既得利益政治决裂，并开始了参与政治的新实验。改革党的出现和开放我们的党成立并不是对现有民主党的简单扩建，而是重新绘制了政治的蓝图。 当时也有许多反对声音，批评为何要动摇现有民主党。然而，历史将其记忆为时代变化下的政治选择。 文在寅政府同样如此。经历了烛光革命后诞生的民主党与之前的民主党有了不同的特征。清除积弊、检察改革、以收入为主导的增长和朝鲜半岛和平进程是过去的民主党从未经历过的新政治实验。 民主党从未以同样的面貌存在。每当时代变迁，民主党也随之变化。领导者更替时，政策也会改变；民众的需求变化时，党的哲学和战略也会随之调整。这就是一个活着的政党的样子。 因此，今天的民主党也不能例外。李在明政府提出的增长与实用、人工智能产业培育、企业投资扩大、中道扩展战略是否正确，完全可以进行讨论。然而，仅将外延扩展视为对现有民主党的“重建”，则过于狭隘地解读了执政党的角色。 执政党从选举结束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特定支持群体的政党，而是全体国民的政党。 总统同样如此。在候选人时期是支持者的总统，但在就职的那一刻起便成为全体国民的总统。 因此，面向年轻群体的政策是必要的，努力说服中道群体也是必要的。改善企业投资环境的政策是必要的，同时兼顾增长与分配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将这一切都解读为对现有支持群体的背叛，虽然可能赢得执政，但却无法有效治理国家。 政治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选举，而是为了改善国民的生活。 “现有住户”这一表述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无意中使民主党听起来像是某个特定政治势力的私有物。 然而，民主政党并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长期以来守护民主党的党员的奉献应当受到尊重。为民主化而牺牲的世代的历史同样珍贵。但这不应成为阻碍新一代参与的理由。 政党是一个活跃的组织。年轻人加入后，必须学习年轻人的语言；中道群体增多时，政策也应随之改变；产业结构变化时，经济哲学也应随之调整；国际秩序变化时，外交和安全战略也应重新设计。不变的政党无法生存。 世界政治也走过同样的道路。英国工党曾是一个以强大工会为中心的政党。然而，托尼·布莱尔宣布“新工党”，大幅改变了工党的身份。党内曾出现“这不是工党”的强烈反对。然而，布莱尔认为，时代变了，政党也应随之改变，最终工党成功实现了长期执政。 美国民主党也是如此。在从传统的新政民主党转变为涵盖信息技术产业、硅谷、中产阶级和年轻群体的政党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内部争论。政党的生命力不在于保持不变，而在于适应时代的变化。 德国基民盟和日本自民党也多次修正路线以求生存。在世界上任何民主国家，政党都不以保留过去的样子为目标。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身份。身份与战略是不同的。价值观应当得到维护，但政策可以根据时代变化而调整。 民主政治是在遵循原则的同时改变方法。相反，不变的政治更为危险。 更大的问题是，当前韩国所面临的现实。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可以讨论“扩建”与“重建”的悠闲时代。 人工智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半导体已成为国家安全资产，数据成为新的石油。美国与中国在技术霸权上正面临直接冲突，供应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低出生率和老龄化正在动摇韩国经济的可持续性。潜在增长率持续下降，年轻人则表示机会的阶梯已消失。地区面临消亡的担忧，制造业正遭遇人工智能转型的巨大浪潮。 在这样的时代，政治要做的不是争论“谁的家”，而是思考如何重新设计“韩国这个家”。政治不是保存过去的技术，而是设计未来的技术。国民不希望看到政治界互相指责“现有住户”的样子。 国民所希望的是一个增长的经济、稳定的就业、公平的机会、可持续的福利，以及让下一代能够怀有希望的国家。这就是执政党的存在理由。 尤西敏作家的建议值得倾听。希望政权成功的内部批评始终是必要的。 然而，这种批评也需要在时代变化面前重新审视。民主党并不是特定世代的政党，也不是特定派系的政党。它是由韩国国民选择、评估并再次改变的公共制度。 因此，民主党所需的并不仅仅是现有住户的同意，而是尚未跨过那扇门的年轻人的信任、中道群体的共鸣，以及未来世代的期待。 政党并不是为了保护老旧的房子而存在，而是为了建设一个让国民生活得更安全、更舒适的家。 无论是扩建还是重建，这都是方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家是为了谁而建的本质。 韩国政治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正是这个。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民主党改革 #李在明政府 #政党变化 《 亚洲日报 》 所有作品受版权保护，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googletag.cmd.push(function() { googletag.display('div-gpt-ad-1644823308271-0'); }); googletag.cmd.push(function() { googletag.display('div-gpt-ad-1644819053197-0'); }); 热门新闻 近程海外游受韩国游客青睐 中国成今夏最热门目的地 极氪韩国市场初战告捷 开启预售6天突破500辆 李在明支持率"四连跌" 国民力量党反超共同民主党 韩中总理时隔七年举行会谈 就深化双边关系与务实合作达成共识 韩国创业签证热度升温 外国创业者数量持续增加 两国总理亲密互动 金民锡公开与李强自拍 【亚洲人之声】盲目豪赌的代价 医疗水平天花板 韩国多家医院领跑亚太地区 韩国月薪超500万韩元劳动者创新高 行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聚焦中国医疗旅游新趋势 韩中专家共探K-医疗发展机遇 googletag.cmd.push(function() { googletag.display('div-gpt-ad-1648777489093-0'); }); 图片新闻 人山人海海云台 捷尼赛思亮相釜山车展 韩国队展开赛后恢复训练 前 下一个 查看更多 googletag.cmd.push(function() { googletag.display('div-gpt-ad-1644819082446-0'); });

6月19日，马里兰州安德鲁斯基地，特朗普站在卡塔尔赠送的豪华专机前甩出一句话： “今年某个时候，我们还会再去一趟中国。”

这句话犹如一记重耳光，精准抽在刚从G7峰会灰头土脸飞回东京的高市早苗脸上。在G7晚宴上，特朗普当着西方元首的面，毫不留情再拿 “珍珠港事件” 羞辱了日本。

高市刚带着屈辱落地，华盛顿就把访华挂上全球通稿。这绝非外交日程更新，而是用霸权语言，把日本右翼的同盟幻想当众砸碎。

很多人把G7晚宴交锋看作特朗普失态，纯属没看透主从关系的底色。

几个月前的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就用一句“谁比日本更懂出其不意”，把高市定在耻辱柱上，全世界都拍下她，倒吸凉气笑容僵硬的狼狈。

这次特朗普对着满桌元首故技重施，把日本和伊朗的突袭相提并论，逼得高市当场破防，硬把外交晚宴吵成了闹剧。

次日双边会谈惨淡收场仅敷衍五分钟，日本外务省却还要硬着头皮吹嘘继续协作。特朗普这种精准的嘴欠绝非偶然，这是严酷的等级标定。每次重提珍珠港，都是把试图平起平坐的日本，狠狠踹回战败国泥潭。

你在华盛顿眼里只是带着脚镣的跟班，可以上桌吃饭但没资格定菜单。这把尖刀刺破了所谓的尊严外交，让政客们彻底颜面扫地。

那句年内再访华，刀刃对准的不是北京，而是直接扎进东京心窝。

早在五月，中美就确立了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中方回访日程也已排满。按常理，美国总统绝不会在盟友自尊碎落一地时，高调宣扬和对手互动。

可特朗普偏挑在日本最需要铁盟证明的节骨眼补刀。

这就等于昭告天下，中美博弈再烈谈判桌也绝不会撤。高市班底的底层逻辑，是妄想用破纪录的9万亿防卫费，以及疯狂扩建基地来裹挟华盛顿。

为凑天价军费，东京不惜牺牲脆弱经济，在日元狂跌与通胀哀嚎中强行递投名状。但这笔账全算错了，特朗普是精算师，他要的是国家利益，不是你的忠诚戏码。

华盛顿现在被什么卡着脖子？

39万亿惊天美债，随时爆雷的通胀，专机都要靠土豪施舍，更别提中东战场随时被掀桌，东欧前线还在狂吞弹药。

要解决这些致命危机，日本把身家全填进去也无济于事。

相反，中国掌握全球供应链稳定命脉，能直接影响美国物价，能在美债重组中提供战略协调，甚至能在中东棘手问题上一锤定音。

让白宫在“头号粉丝”虚名，和实打实“减压阀”间做选择，答案已经不言自明。